2026 年 5 月，白宫发布了新的反恐战略，"以美国是我们的国土这一原则为驱动"。它把"恐怖分子"的定义进一步膨胀，纳入了毒贩、跨国帮派，以及"暴力左翼极端分子，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
9/11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了。当年小布什搭建的那台机器——国土安全部及其 ICE 分支（现在拨款到 2036 年）、爱国者法案（略作修正但完好无损）、2001 年军事力量使用授权法（至今仍在生效）、FISA 第 702 条无证监视——已经变成了永久设施。
美国军事预算从 1990 年代的每年约 3000 亿美元翻了一倍，到超过 1 万亿。情报开支从 2001 年的约 370 亿翻了近两倍，到 1000 亿以上。从小布什到特朗普的政党轮替没有中断这个过程，而是在加速它。
理查德·贝克（Richard Beck）的《国土》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场最初针对特定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变成了一场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全球战争？而且，它为什么改变了美国本身？
汤姆·梅尔特斯在 NLR 159 的书评给出了一个判断：贝克写了一本有总体化野心的书，它的核心论点是最有洞察力的——但也有一个关键缺口。
边疆神话的激活
贝克最有原创性的文化论证是这样的：9/11 激活的不是一个新叙事，而是一个最古老的叙事——边疆神话。
9/11 是美国公众最后一次集体在电视上经历的事件。它的核心情感是"无力的旁观"——实时观看自己的国家被羞辱。为了理解这个羞辱，一套古老的意象被激活了： Boone、Crockett、Custer——那些"沉默寡言的领袖"，面对"野蛮"敌人时愿意抛弃一切规范，"以消灭敌人所需的任何数量施暴"。2000 年代的流行文化提供了新的化身：蝙蝠侠和钢铁侠——拥有高科技装备的普通人，镜像着拉姆斯菲尔德更精简、更高科技、更机动的军事愿景。
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代号叫"杰罗尼莫"——提醒你，印第安战争仍然埋在美国复仇神话的底层。
贝克拒绝把酷刑（阿布格莱布）视为"少数坏苹果"或"自上而下的法律备忘录"。他更拒绝简·梅耶（Jane Mayer）的版本——把酷刑视为对美国习惯的背离。他指出，美国军队从来就不只靠常规手段打仗——从十九世纪的印第安战争到菲律宾到越南，对付"非常规对手"时用"非常规手段"是常态，不是例外。
反穆斯林的偏见从战争一开始就烙在里面了……阿布格莱布揭示的，是继续假装它不存在已经没有用了。
这个论点的力量在于它去例外化了反恐战争。它不是美国价值的一次反常偏离，而是美国价值的一种表达方式——最古老的那种。
一个项目，两面暴力
贝克全书最引人注目的论断——也是梅尔特斯最赞赏的部分——是这个：
针对国内穷困黑人的警察暴力、针对海外贫困人口的军事暴力，以及作为美国持续的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之必然后果的全球不断扩大的财富不平等，是同一个项目，同一项更大的努力——以全球穷人为代价维护美国霸权。
这个论点的底层框架来自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阿瑞吉把霸权周期描述为三个季节：春天的贸易和生产积累，夏天的经济和地理扩张，秋天——活力衰退、金融化、越来越依赖强制。美国在二战后创造了海外消费市场来吸收过剩产能（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但德国和日本工业的复兴造成了慢性产能过剩和利润率的结构性下降。
贝克跟着布伦纳（Robert Brenner），把 1970 年代的制造业利润率危机识别为长期下行的起点。当美国无法重振持续积累时，它至少可以管理由其缺席产生的危机。贝克借用了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贫民窟的星球》：恐怖主义是一个充斥非正规就业、移民流动和城市剩余人口的世界的一个症状。恐怖分子通常不是最穷的人，但他们的社会环境以发展受阻、不安全和政治排斥为特征。
这场战争是"管理由美国主导的繁荣终结所帮助创造的剩余人口的工具——那些美国现在发现自己无法、也不愿帮助的人"。
伊拉克的占领提供了补充证据。布雷默（L. Paul Bremer）试图把伊拉克改造成"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的典范"——私有化国有资产、解除资本管制、暂停关税——而伊拉克人连电、燃料和水都没有。基地组织的 9/11 目标选择（国会/白宫、五角大楼、世贸中心——政治、军事、经济权力的三个座位）表明他们对这个系统的理解非常精确。
伊拉克主权"是一个需要被消除的障碍，而不是一项需要被确保的民主权利"。
奥巴马：改变修辞，不改变机器
贝克对奥巴马的处理是全书最清醒的部分之一。
奥巴马以伊拉克战争批评者的身份竞选，承诺终结酷刑、关闭关塔那摩。上任后他做了什么？撤销了"强化审讯"备忘录，但保留了军事力量使用授权法的法律框架。从伊拉克撤军，但在阿富汗增兵（"好战争"）。地面力量缩减，但无人机打击增加了十倍。远程战争减少了美军伤亡，免除了公众看到国旗盖棺材的痛苦——使战争在国内更容易被忽视，即使它从巴基斯坦到也门到索马利亚在加剧。
2008 年的 FISA 修正案（参议员奥巴马投了赞成票）允许对外国人的无证窃听，以及"附带"收集美国人的通信。贝克指出了一个精妙的机制：虽然联邦政府直接监视公民在技术上是非法的，但它可以从电信和 IT 公司购买他们的信息—— surveillance state 的市场化。
斯诺登 2013 年的披露促使奥巴马的司法部以间谍罪起诉了他。举报者被惩罚，监控国家被保护。
特朗普不是背叛，是逻辑终点
这是贝克最具挑衅性的政治判断：
无论特朗普在 2016 年到 2021 年 1 月 6 日之间做了什么损害民主的事情……小布什政府和联邦政府其余部门为发动反恐战争所做的事情，更严重。
特朗普不是反恐战争的反常副产品，而是它的逻辑终点。他的当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公众对精英有罪不罚的不满。他的政治记录反映了一种已经习惯了残忍、行政特权、蔑视媒体、将异议刑事化的政治文化。他的穆斯林禁令与 9/11 后的偏见一脉相承。
梅尔特斯在这里补充了一层关键的观察：占领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之所以比 2003 年的反战动员更成功，是因为它们瞄准了长期下行的原发症状——一方面是不平等的加剧和不安全的就业，另一方面是被抛下者的种族化警务。它们是"二十一世纪第一批识别和瞄准反恐战争真正根基的抗议运动"。
梅尔特斯的批评：缺了机制
但梅尔特斯也指出了贝克框架中一个关键缺口。
贝克说服力地论证了"剩余人口"和反恐战争的关联，但他在连接反叛乱到产能过剩和州际竞争的具体机制上很弱。这个弱点追溯到他对阿瑞吉和布伦纳的折衷使用——两人都汇聚于增长放缓和金融化，但在因果机制上分歧：阿瑞吉把金融扩张和军事过度扩张视为体系性转型的周期性信号；布伦纳聚焦于资本主义核心内部的利润率和竞争压力。
贝克的叙述缺少具体的中间环节——联盟协调、武器转让、贸易协议——来连接经济困境与宏大战略。
最明显的例子是以色列。贝克称犹太国对美国的中东战略"不可或缺"，一个模范客户国，暗示华盛顿对一个"同类定居殖民者"的亲近感。但他不讨论这一特殊关系背后的国内政治激励——而这种关系在推进美国利益方面的效用远非不言自明。梅尔特斯的反击犀利：
对那些驾驶飞机撞向大楼的年轻埃及人和沙特人来说，美国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掠夺——为以色列扩张主义提供支持——远比中东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停滞重要得多。本·拉登本人 14 岁时因看到美军在黎巴嫩的电视画面而激进化，当时泪流满面。
这不是说贝克的经济框架完全错了——而是说，地缘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有它们自己的动力，不能完全还原为"剩余人口的管理"。
没有终点的战争
贝克最令人不安的判断放在了结尾：把反恐战争视为美国价值的背叛是错误的。
在很多方面，它体现了这些价值。每过一年，每修一道新的边境围栏，每建一个新的监控数据库，每一次无人机打击和每一次特种部队突袭，我们的后代用"美国的"一词来描述他们最终找到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就更低一分。
越南战争至少产生了制度性的纠偏——战争权力法（1973）、外国情报监视法（1978）。反恐战争呢？
相比之下，国会对反恐战争的反对是软弱无力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出现类似的权力重新平衡。
越南之后，至少有一代人对军事冒险主义心存警惕。反恐战争之后，什么纠偏机制都没有留下。拜登从阿富汗撤军，但他在台湾问题上擦刀霍霍，对以色列摧毁加沙全力支持。对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镇压，复用的正是小布什时代的工具箱：言论限制、不忠诚指控、将异议等同于极端主义。
梅尔特斯说贝克的书有一个判断需要修正——它"误读了管理全球秩序和管理它的被剥夺者之间的关系；毕竟，那是地方警察国家的活。" 这个修正精准。贝克想把一切都收进一个"项目"——海外军事暴力和国内警察暴力是同一件事。它们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件事。管理全球秩序是一回事；用暴力纪律管理被这个秩序抛下的人，是另一回事。后者是前者的后果，不是它的组成部分。
但贝克的主线判断不需要修正。反恐战争不是一个需要被"结束"的特定军事行动——它是一栋永久建筑。一栋在长期下行中管理帝国后果的建筑。你不会"结束"一栋建筑。你只能拆掉它——但拆掉它需要拆掉它所服务的那套秩序。在那之前，它就在那里。每年刷新预算，每年膨胀定义，每年把新的群体塞进"恐怖分子"这个不断扩大的类别里。
2026 年的反恐战略把"暴力左翼极端分子，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纳入了恐怖分子范畴。四分之一世纪前，这个类别里只有基地组织。建筑的住户在扩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