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巴特·帕特奈克——尼赫鲁大学荣休教授，印度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在 Monthly Review 2026 年 7-8 月号上写了一篇不长但密度极高的文章。他没有分析某个具体事件，而是做了一件更根本的事：给资本主义的当前危机画了一张结构图。
这张图有两条线索。一条关于停滞，一条关于债务。它们最终在同一个点汇合：资本主义在寻找出路，而每一条路都通向更深的困境。
死胡同的第一面墙：制造出来的停滞
先说停滞。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机制，帕特奈克用几步就推完了：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在全球几乎自由流动，工人却被锁在自己的国境里——除了被特别允许移民的时候。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工人实际上在和全球南方的低工资工人竞争，而资本随时可以搬去南方。结果？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估算，2011 年美国男性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比 1968 年还略低。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劳动力储备不会耗尽——因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各地的劳动生产率，相对的劳动力过剩反而扩大了。这意味着南方的实际工资基本绑在生存水平上。
北方工资不涨，南方工资绑死，但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涨。这两条线之间的缺口，就是经济剩余份额的持续上升——在产出里，归资本的那块越来越大，归劳动的那块越来越小。
因为工人比资本家消费更高比例的收入（工人几乎花光全部，资本家存一大块），剩余份额上升意味着总消费需求相对于可生产产出在下降。这产生了一个先验的（ex ante）生产过剩倾向。你观察到的停滞和失业，就是这个倾向的表现。
更狠的是，新自由主义不仅制造了停滞，还封死了最有效的对策。
对付停滞最有效的工具是扩大政府支出。但这需要钱。两条路：要么财政赤字（不额外加税，没人消费减少，政府需求是净增的）；要么对富人加税（富人本来就存一部分收入，拿走一部分不会等量减少消费，政府花出去的仍然产生净需求增）。但如果用对工人加税来筹资，工人几乎花光全部收入，加税直接削减消费，政府支出的需求增量被消费的减量抵消——净效果为零。
而金融资本两条路都反对。反对对富人加税——因为大金融家就是富人。反对财政赤字——这就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时代各国都有"财政责任"立法，把赤字率限制在 GDP 的约 3%。而且金融资本是全球化的，国家是民族国家——前者的话事权必然压倒后者，否则资本外逃，危机。
新自由主义不仅产生先验的生产过剩倾向，导致停滞和更高失业，还阻挠了最有力的对策。在新自由主义内部，没有出路摆脱新自由主义自身制造的停滞和失业。
帕特奈克把这叫"死胡同"（cul-de-sac）。不是危机，是死胡同——危机至少暗示有出口，死胡同没有。除非新自由主义本身被超越。
新法西斯主义：症状而非解药
世界资本主义目前对这条死胡同的回应，是推动新法西斯主义。
帕特奈克的论述非常冷静。他指出，新法西斯主义元素在每个现代社会都存在，通常是边缘现象——在多数族群中煽动对某个无辜的少数族裔或宗教群体的仇恨。它们只有在获得垄断资本——尤其是其中的新兴垄断资本——的财务和媒体支持时，才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甚至权力。而这只在经济危机打击了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甚至小资本家、动摇了垄断资本霸权的时候才发生。
然后一套熟悉的机制启动：企业-新法西斯联盟压制民主权利和制度；用国家镇压和法西斯暴徒的双重手段对付政治对手、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左翼；围绕"领袖"搞个人崇拜，领袖"象征国家"；制造和传播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仇恨话语，目的是分裂工人阶级，防止任何对垄断资本霸权的挑战。
阿根廷、印度、意大利、美国——新法西斯已经掌权。法国、德国——接近掌权。到处都能看到向极右的转向。
但新法西斯主义解决不了经济危机。帕特奈克的逻辑很精确：同样的因素——金融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让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无法对抗停滞，也让新法西斯国家无法对抗。1930 年代的经典法西斯主义靠财政赤字融资的大规模重新武装来消除大规模失业（日本是最早这么做的，德国 1933 年跟进）。今天的全球金融不会允许新法西斯国家这么做——否则资本外逃。
这让新法西斯主义比经典法西斯主义对社会的控制力更弱，但也让它成了一个更持久的现象。新法西斯可能被选下台（他们用尽手段破坏民主，但不一定废除选举），但他们会在侧翼等待，甚至卷土重来——就像特朗普做的那样。
第二面墙：没有殖民地的霸主
第二条线索更深层，也更少被讨论。
战后资本主义和战前（一战前）资本主义有一个关键区别：战后，体系不得不放弃殖民帝国。这对新的资本主义世界领袖——美国——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失去了所有"现成市场"（借英国经济史学家 Saul 的说法）；第二，从殖民地"榨取剩余"的年度流入不复存在。
这为什么重要？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一直需要一个领袖。领袖的角色要求它对非殖民世界保持经常账户逆差——因为资本主义的扩散要求新国家找到商品市场，领袖必须保持自己的市场开放来容纳这些雄心。加上管理全球霸权的花费（美国在全球维持超过 750 个军事基地），这些都意味着经常账户逆差。
历史上的领袖——英国——怎么付这笔逆差？靠殖民地的"榨取"和在殖民地市场卖货。1910 年，英国对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整体逆差是 9000 万英镑。光从印度一个殖民地就获得了 6000 万英镑的经常账户顺差——三部分组成：英国对印度的商品出口顺差（棉纺织品摧毁了印度传统手工业）、印度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品出口顺差被英国拿走（"榨取"）、英国对印度的航运保险等净无形收入。印度一个殖民地就付了英国对欧洲和美国逆差的三分之二。
美国没有殖民地。它有"帝国"——它控制的经济领域能获取关键原材料——但它不能像英国那样"榨取剩余"，不能免费拿走一大块资源，不能在那里卖货不受关税抵抗。结果：美国从战后初期的巨额顺差，到 1970 年代中期变成结构性逆差，今天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只要美元被认为"和黄金一样好"，这种债务就不是问题——全球的机构和个人愿意无限量持有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官定可兑换黄金，35 美元一盎司。即使尼克松终止了官方兑换，对美元的信心在新平价上很快恢复了。
但这套体系的稳定性建立在一个预期上：稳定的美元油价。帕特奈克提出了一个被忽视的威胁——不是从美元转向另一种货币（这种讨论很多，但没有替代货币能匹配美元的地位），而是从美元转向商品，尤其是石油。整个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被称为"石油-美元本位"——即使是从美元到石油的短暂转移，都可能动摇它。
特朗普的两步棋
帕特奈克把特朗普的经济策略放进了这个结构里。他先礼貌地挡掉了一种常见说法：自由派喜欢把特朗普的经济措施说成蠢人的蠢行。帕特奈克说这太轻率了——特朗普有策略，两个组成部分。
第一步：分担"保卫资本主义世界"的成本。 特朗普坚持欧洲国家应该把 GDP 的 5% 花在军费上。这会减少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军事开支分散给盟友，美国自己少掏。
第二步：为美国争取英国当年从殖民地获得的"优势"。
这一策略组成部分，等同于对全球南方的再殖民。
帕特奈克赶紧澄清：再殖民不是派总督去华盛顿。是让南方维持顺从的政权，执行美国指定的经济政策。再殖民不意味着超越新自由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到处都不想超越），而是给新自由主义秩序引入一种进一步的不对称——全球南方继续被困在原封不动的新自由主义里，而美国（可能还有全球北方）在贸易问题上偏离新自由主义，但在资本流动自由（包括金融）上仍然坚持。
这种不对称必然意味着把危机的负担转移到全球南方的肩上。手段包括不平等贸易条约——印度-美国贸易条约是一个例子。条约允许美国对印度商品征收关税，但印度对美国商品的关税为零或极低。更过分的是，条约还规定了印度在具体日期前应从美国进口多少的指标——远高于现有水平。而且没有对应的美国从印度进口的指标。这种绝对进口指标甚至超过了殖民时期——殖民时代的印度虽然不能对英国商品征收关税，但实际进口量至少还由市场需求决定。这份条约直接规定了你必须买多少。
帕特奈克的判断冰冷而精确：既然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对印度特别 vindictive，可以预期类似的不平等条约会强加给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
另一部分再殖民是直接抢资源——尤其是石油。对委内瑞拉的攻击（世界最大已探明石油储量）、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对伊朗的攻击——都是这一面向的体现。对格陵兰稀土的索求也是同一模式。
特朗普正在彻底打破新领域。他实际上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不同于策划政变之类——来从南方国家手中夺回资源控制权。这种没有其他可设想理由、纯粹为了抢夺资源的直接军事行动，构成了现代帝国主义史上全新的一章。
伊朗是经典案例。美国已经是世界最大产油国；拿下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石油资源（以及后续目标），加上与沙特和其他西亚产油国的亲密关系，华盛顿就能扼住世界石油经济的咽喉。这个扼制有多重用途：确保美元继续是石油交易的流通媒介；确保美元油价的稳定预期（这防止了从美元到石油的转移，维持美元对商品世界的"实际"价值）；让美国石油公司直接攫取这些资源——获得英国当年从殖民地获得的那种"剩余榨取"——这有助于闭合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
抵抗的辩证法
文章最后一段出乎意料地转向了全球南方的抵抗。帕特奈克不是在做学术预测，他是在说一件事：再殖民不会顺利进行。
南方的大资产阶级曾经因为受殖民制度阻碍而加入独立斗争，是反殖民阵营的一部分（印度是典型）。但后来他们换了边——加入了帝国主义阵营。然而其他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工人和农业劳工——会坚决抵抗再殖民。这种抵抗不仅指向帝国主义，也指向国内的垄断资产阶级和新法西斯政权。
然后帕特奈克抛出了一个关键概念——抵抗的辩证法：
一个国家的顽强抵抗会强化其他国家的抵抗意志。也存在着一种虚弱的辩证法——一个国家对帝国主义再殖民的软弱回应会挫败其他国家。
伊朗的抵抗就是这种辩证法的正向实例。如果伊朗轻易崩溃，帝国主义会更猛烈地推进再殖民计划，其他南方国家会感到无力。伊朗的顽强抵抗是整个全球南方的鼓舞力量。帝国主义当然不会因为伊朗的抵抗而放弃议程，但它会被减速。
〔编者按〕 帕特奈克的论证可以压缩成一句话：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死胡同，而资本主义的两种"出路"——新法西斯主义和再殖民——都是死胡同的延伸而非突破。 新法西斯主义解决不了经济危机（全球金融不允许），再殖民会遭遇全球南方的抵抗。这两条路都走不通，但资本主义正在同时尝试它们——这本身就是体系深层危机的症状。帕特奈克的分析框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推论：当你看到新法西斯主义崛起，当你看到贸易战和资源掠夺加剧，不要把它们当作孤立的"政治现象"。它们是同一个结构困境的两个出口尝试——一个是向内的（压制本国人口），一个是向外的（掠夺南方）。两者共享同一个根源：新自由主义制造了停滞，金融全球化封死了国内对策，于是一部分成本必须由某人来承担。在国内，承担者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少数族裔——新法西斯主义负责让他们互相撕咬而非向上追责。在国外，承担者是全球南方——再殖民负责把危机转移出去。帕特奈克的诊断因此有一个隐含的政治结论：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再殖民不是两件事，是同一件事——反对一个试图把自身危机的成本外部化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