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5 月，乔治·弗洛伊德被跪杀。"废除警察"（Defund the Police）的口号在一夜之间从激进小圈子冲进了主流 discourse。捐款涌入，标语上墙，学术会议排期排到了两年后。一个此前属于边缘的立场——不仅削减警察经费，而是最终取消警察和监狱——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正当性。
然后，明尼阿波利斯——弗洛伊德之死的城市，运动的震中——的黑人社区领袖和居民，站出来反对"撤资警察"。
外地活动家大失所望。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被过度警务伤害最深的社区，同时也是被犯罪伤害最深的社区。这两个"最深"重叠在同一个群体身上，而这个群体想要的不是没有警察，而是既不被警察打死，也不被毒贩打死。
洛伊克·瓦康在 NLR 第 158 期写了一篇不太讨喜的文章。他不是来给警察辩护的——他写过《惩罚穷人》，是刑罚国家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是来给左翼的废除主义做一次体检的。诊断结果不太好：哲学上诱人，逻辑上不一致，社会学上站不住脚，政治上是一条死胡同。
同时被过度治理和被抛弃
废除主义的核心论点有一个事实前提：美国的刑罚系统是一台压迫机器，它不成比例地碾碎黑人和穷人。这个前提完全成立。瓦康自己花了二十年论证它。
但废除主义从这个前提跳到了一个未经检验的结论：因此，刑罚国家本身应该被废除。瓦康说，这里漏掉了整个故事的后半段。
被边缘化的社区遭受的不是单一的"过度惩罚"，而是一种双重困境：它们同时承受着超警务化（over-policing）——作为监视和武力的对象——和低警务化（under-policing）——作为预防和保护的对象的缺失。警察来了，是来抓人的，不是来保护人的。法院来了，是来定罪的，不是来伸张正义的。与此同时，街头暴力、家庭暴力、财产犯罪在这些社区横行，受害者得不到任何有效的制度回应。
最大受害者是谁？贫困的黑人女性。她们在城市的"超级贫民窟"（hyperghetto）里同时承受着这两端最多的伤害——既要面对警察的暴力，又要面对街头的暴力，两头都无人保护。
这不是瓦康的发明。这是黑人民权运动一百年来的核心诉求：不是不要法律保护，而是要平等的法律保护。吉姆·克劳时代，种族恐怖的支柱之一就是把黑人排除在司法体系之外——使他们无法诉诸法院来保护自己最低限度的身体完整和公共安全。1960 年代的贫民窟起义，导火索正是警察的监视和暴力。但起义要求的是更好的警务，不是没有警务。
Trevor Gardner 把这一点说得很精确：废除主义无视了公民的"安全利益"，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在刑罚行政中的首要利益"。这种利益是双重的：相对于私人暴力的安全利益，以及对刑罚机构的民主影响利益。废除主义把第二重利益（反对警察暴力）当成了全部，却遗忘了第一重利益（免于私人暴力的保护）。
"社区"是一个被浪漫化的词
废除主义的替代方案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同一个词："社区"。把权力从专业人士转移到社区，以社区知识为中心，倾听社区的声音。
瓦康的追问极其尖锐：社区里的谁有发言权？
店主还是商店小偷？房东还是无家可归者？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是恐吓他们的街角毒贩？教师还是逃课青年？住在社区里的警察还是控制街道的帮派成员？
"社区"不是一个和谐的、自治的、天然的正义单元。它是分层的、冲突的、充满权力不对等的。把刑罚权交给"社区"，在实操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有权力的人——有资源的、有组织的、有暴力手段的——来定义什么叫正义。这不叫解放，这叫私刑的合法化。
历史也不站在废除主义这边。詹姆斯·福曼的《Locking Up Our Own》记录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民权运动消退后的二十年里，黑人中产阶级强烈支持"严打犯罪"。他们把散播混乱的黑人毒贩和街头罪犯视为"黑脸叛徒"和"内部敌人"——不是需要同情的压迫受害者，而是威胁自身安全的现实危险。"黑人对黑人的犯罪"这个概念不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发明的，它登在 1979 年 8 月号《Ebony》杂志的封面上。黑人中产阶级谴责毒贩是"地球祸害"，"值得烤熟和油炸"，甚至把他们比作三 K 党。
这不是说黑人中产阶级"错了"。这是说，当你把"社区"当成一个统一的、天然倾向正义的主体，你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社区内部有阶级分化，有利益冲突，对犯罪的态度取决于你站在受害端还是加害端。
更讽刺的是逻辑上的自洽问题：如果要把刑罚权交给社区，那么富裕的白人社区和郊区社区为什么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刑罚国家？在民主政体里，你很难说"只有边缘化社区有权定义正义"。而一旦放开，资产阶级白人通常主导县和州政治——废除主义会迎来它最不想要的结果：由多数暴政定义的刑罚体系。
监狱工业复合体：一个方便的靶子
废除主义最流行的叙事之一是"监狱工业复合体"（Prison-Industrial Complex, PIC）：监狱是一个利润驱动的产业，资本家为了赚钱把人塞进牢里。这个叙事的好处是简单——有一个明确的反派（私人监狱公司），有一个清晰的动力（利润），有一个直接的方案（切断利润链）。
瓦康说：它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错的。
把 PIC 类比为军事工业复合体（MIC）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MIC 确实是利润驱动的——军工承包商主导研发和生产，游说支出数十亿，雇佣数百万人。但监狱？美国私人监狱关押的人口只占全部囚犯的约 8%。私人保安公司雇佣约 4 万人，而公立系统有约 50 万员工。总囚犯数约 200 万，但其中绝大多数在公立设施里。
监狱不是一个利润中心，它是一个公共政策选择。它的膨胀不是资本逐利的结果，而是政治决策的结果——"法律与秩序"的民粹主义、毒品的战争、量刑法的收紧。PIC 叙事的问题不只是事实不准，更在于它遮蔽了刑罚利维坦的政治本质。当你以为监狱是资本家的生意，你就会把火力对准私人监狱公司；但私人监狱只占 8%，真正运转的是公共官僚体系，驱动它的是政治逻辑而非利润逻辑。打错了靶子。
谱系的虚构
最需要勇气的批评，是瓦康对"监狱=奴隶制的延续"这一叙事的处理。这个叙事由安吉拉·戴维斯和 Dorothy Roberts 等人提出，在废除主义运动中几乎是信条：今天的监禁制度可以追溯到奴隶制及其支撑的种族资本主义。
瓦康用三项史实做了回应，每一项都冷静而精准。
第一，监狱并非奴隶制的功能替代品。南北战争后，黑人在曾经以奴隶制为主的棉花种植县的入狱率最低——因为种植园主出于经济利益，努力把前奴隶排除在刑罚监管之外，让他们留在田里干活。（来源：Chris Muller，《Science》，2021。）
第二，美国监狱的发展起源于北方的杰克逊时代（1820 年代后），而非南方的奴隶制传统。当局部署封闭机构来管理加速社会变化产生的问题人群——城市化、贫民窟、街头犯罪、族群冲突、阶级冲突。杰克逊式的一揽子创新包括："罪犯的 penitentiary、疯子的 asylum、穷人的 almshouse、无家可归儿童的 orphan asylum、少年的 reformatory。"在美国监狱的前驱中，没有任何与奴隶制的明显或潜在联系。
第三，契约刑役确实让人联想到种植园劳动，但它首先在 1820 年代后的北方州部署，远早于废奴。核心动力是阶级和劳动剥削，而非种族。
这不是说种族不重要——种族深刻地塑造了美国刑罚的运作方式（谁被抓、判多重、关在哪）。但瓦康要说的是，把监狱的起源追溯为奴隶制的线性延续，是三次扭曲史实。阶级和劳动剥削才是美国刑罚形成的中心，种族是它被分配的方式。混淆这两者，会让你的批判打偏方向。
1 比 1167
然后是政治现实。瓦康在这里甩出了一组让人窒息的数据对比：
| 指标 | 1971 年挪威 | 2025 年美国 |
|---|---|---|
| 人口 | 400 万（多数在农村和小镇） | 3.42 亿（80% 在城市） |
| 种族构成 | 同质 | 沿族裔深度分裂 |
| 每 10 万人监禁率 | 44 | 580 |
| 总囚犯数 | 1,700 | 近 200 万 |
原始比例：1 : 1167。
1971 年，挪威的 Thomas Mathiesen 写出了废除主义经典《The Politics of Abolition》，主张通过"消极改革"逐步削弱刑罚机构的合法性。这在 1971 年的挪威——400 万人口、种族同质、1700 个囚犯——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策略。在 2025 年的美国——3.42 亿人口、种族撕裂、200 万囚犯——做同样的事，是完全不同数量级的挑战。
在 1971 年挪威推动旨在削弱刑罚机构合法性的"消极改革"是一回事；在 2025 年美国做同样的事，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不是说"因为难所以不做"。而是说，当你的政治策略基于一个 1:1167 的规模落差，你需要一个比"重新想象"更具体的路径。
等待戈多
这就引出了第六项，也是最致命的批判：废除主义用什么东西来替代刑罚国家？
经过数十年的孵化，答案仍然不清楚。瓦康逐一检查了替代方案：
恢复性司法——只涉及不到 2% 的案件量。大多数罪犯不在乎受害者。大多数受害者不想和加害者面对面。它羞辱加害者的自我，把受害者变成仪式的道具，且结构性不利于弱势群体。
原住民方法（育空、Hollow Water）——不适用于高人口密度、复杂分工、深度个人主义和道德多样性的现代社会。讽刺的是，这些原住民群体本身在每个前英国殖民地都深犯罪和监禁之苦。
"呼叫你的邻居"——Critical Resistance（戴维斯创建的组织）建议不要报警，改为"呼叫其他人——邻居、家人或朋友"。面对一个正在进行的持刀抢劫或家庭暴力，这是一个实践和法律上的荒谬。
Erik Olin Wright 设过一个标准：解放性社会科学必须发展"可行替代方案的说明"作为对现有制度批判的回应。瓦康的判断是：这个说明在废除主义者的手册里明显缺失。
废除主义者花费大量精力试图把自己和"改革者"区分开来。但当被追问可操作策略时，他们提到的是"对社会服务更丰富的投资""增强社区资源""投资于人和社区"——换句话说，就是专注于强化社会国家的改革者的标准做法。修辞是废除主义的，实践是极简主义的。
这句话是全文最锋利的一刀。废除主义的修辞承诺拆除刑罚国家，它的实践退回了社会民主改良。这不叫革命，这叫换了个包装。
激进刑罚极简主义：一个真正激进的方案
如果废除主义不行，那怎么办？瓦康的答案不是维持现状——他对美国刑罚国家的批判和任何废除主义者一样猛烈。他的答案是激进刑罚极简主义（Radical Penal Minimalism）。
理论基础来自涂尔干：犯罪和惩罚是社会生活的正常和必要事实。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形态中，集体规范的断言也会机械地产生越轨者。惩罚不是"病态"，它是大型分化社会的结构-功能要求。问题不是要不要惩罚，而是怎么惩罚、惩罚谁、惩罚多重。
这跟废除主义的区别在哪？废除主义要拆掉刑罚国家。极简主义说：刑罚国家是必要的，但它现在太大了、太狠了、太偏了。要做的是大幅缩小它的范围，同时增加它的质量。
十大原则，前五条管基础：承认刑罚国家的必要性；大幅缩小犯罪行为范围（别什么都定罪）；惩罚作为最后手段（先用尽社会、经济、教育、住房、医疗等所有替代方案）；监禁降到最低限度（只关真正危险的人）；废除"国家制裁"与"替代方案"之间的教条对立。
后五条管社会学深化：刑罚系统天然针对城市边缘群体，要对抗这种内置选择性；承认惩罚的阶级二元分化——资产阶级享受尊严化的"纸质刑罚"，种族化底层遭受侮辱性的"肉体刑罚"；认识到惩罚本身就是伤害，它制造耻辱、破坏社会纽带；在每个阶段同时考虑个人责任和社会逆境；把刑事司法当成核心公共服务，给它足够的投资。
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悖论——瓦康称之为"剪刀式运动"：要减少被刑罚链条处理的人口，你反而需要增加预算和人员。更多的公设辩护人（数量翻三倍），更多的法官（降低每个案件的负荷），更多的缓刑官（从监视转向支持），甚至更多的狱警（提高囚犯和警卫双方的尊严）。废除主义者把刑罚国家的绝对大小误解为刑罚过度的原因，但真正的问题不在大小，在范围。你要做的是增大的同时收窄：更多人手，更少抓人。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文章结尾落在韦伯身上。瓦康用韦伯的区分收束了整篇论证：废除主义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它忠于一个绝对理想，不计后果，不管可行性。激进刑罚极简主义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它考虑可行路径，承担后果，在可能性的限度内争取乌托邦的一部分。
我们有权在可能性的限度内获得一部分乌托邦。——布迪厄
这不是妥协。这是另一种激进——一种不沉溺于道德自慰、愿意在泥泞的现实里真正减少伤害的激进。废除主义让你站在一个干净的立场上，但那个立场离任何一个真实的社区都很远。极简主义让你弄脏手，但它有可能把美国 200 万囚犯变成 36 万——这是瓦康设想的中间目标。36 万和 200 万之间的距离，是 164 万个真实的人。他们需要的不是你的"重新想象"，而是你的方案。